国企人员跨境履职是指国有企业及其委派的人员（如董事、高管、员工等）在境外（如香港、老挝、新加坡等）开展业务活动、履行职责的行为。由于面临东道国与我国双重法律规制，加之地缘政治影响与“长臂管辖”干扰，商业行为与刑事犯罪的界限极易模糊。结合《刑法》《反海外腐败法》等法律规范及实务案例，从风险识别、重点环节、应急处置三方面，梳理刑事合规要点。
1 跨境履职刑事风险的多元诱因与典型场景
国企人员跨境履职的刑事风险源于法律冲突、监管差异与操作失范的叠加，常见于以下四类场景：
（一）贿赂类犯罪：“酬金”认定与双重追责风险
印尼《反腐败法》将“gratifikasi（酬金）”界定为涵盖礼物、旅行、服务等任何利益，且设定“一千万印尼盾”的举证责任倒置标准——超过该数额时，收受人需自证非贿赂所得。我国《刑法》对行贿罪的认定虽要求“为谋取不正当利益”，但跨境执法合作背景下，境外商业贿赂行为可能同时触发两地追责。
典型场景包括：在东南亚国家项目投标中，向当地政府官员赠送“节日礼金”以加快审批；接受供应商提供的“考察培训”，实际包含豪华住宿与娱乐服务；通过第三方“咨询公司”支付费用，实质为促成合同签署的回扣。某央企驻非员工曾因收受供应商1.2万美元“佣金”，既被当地以“腐败罪”起诉，回国后又因受贿罪被追究刑责，最终面临双重处罚。
（二）财产类犯罪：跨境资金操作中的刑事陷阱
境外资金流转的监管差异易引发贪污、挪用公款等犯罪风险。我国《刑法》对国有资产的保护具有绝对性，而部分国家对“关联交易”“资金拆借”的限制较宽松，导致工作人员误触红线。
实务中，三类行为风险最高：一是为规避外汇管制，通过地下钱庄转移项目资金，即便用于企业经营，也可能涉嫌“洗钱罪”被追责；二是利用境外子公司账户“体外循环”，将营收款用于发放额外薪酬，涉嫌贪污罪；三是擅自将国有资金出借给境外合作方，即便签订借款协议，仍可能触犯挪用公款罪。某能源企业外派财务总监曾因“帮朋友周转”挪用500万元项目资金，虽3个月内归还，仍因“国有资金使用权受损”被定罪。
（三）经营类犯罪：合规疏漏引发的刑事责任
东道国监管政策与我国法律的衔接不畅，易使正常经营行为陷入刑事指控。部分国家对“环保”“数据安全”等领域采取“严格责任”原则，无需证明主观故意即可追责，且可能延伸至企业负责人。
例如，在欧盟国家处置工程废弃物时，未按当地标准分类，即便企业已委托第三方处理，项目负责人仍可能因“环境污染罪”被起诉；在东南亚国家收集当地用户数据时，未履行“数据本地化”存储义务，可能触犯我国《数据安全法》与当地《个人数据保护法》，面临“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”的跨境追责。此外，境外子公司若存在虚假纳税申报、伪造商业合同等行为，我国司法机关可依据“属人管辖”追究母公司派驻人员的刑事责任。
（四）“长臂管辖”延伸风险：地缘政治下的合规挑战
部分西方国家将反腐败作为地缘政治工具，对国有企业跨境履职实施过度监管。美国《反海外腐败法》（FCPA）将“不当支付”的追责范围扩展至所有与美国有“最低联系”的企业及个人，即便行为发生在第三国，只要涉及美元结算或美国服务器，均可能被调查。
某央企在非洲的基建项目中，通过美国银行向当地分包商付款，因未留存完整的付款凭证，被美国司法部以“涉嫌商业贿赂”调查，虽最终未定罪，但耗费千万美元律师费，且项目被迫延期。此类案例表明，跨境履职中的财务凭证管理、第三方合作方背景审查等细节，均可能成为“长臂管辖”的切入点。
2 跨境履职刑事合规的重点环节
刑事合规的核心在于构建“事前预防-事中控制-事后补救”的全链条机制，结合国有企业跨境履职特点，需重点把握以下三方面要点：
（一）事前预防：筑牢跨境合规“防火墙”
1.法律适配性审查：组建由中外律师、税务专家组成的合规团队，针对东道国法律开展专项调研。对贿赂犯罪，需明确当地“正常商业礼仪”与“贿赂”的界限——如在中东国家，向政府官员赠送小额纪念品可能合规，但现金类馈赠一律禁止；对财产犯罪，需梳理当地外汇管制、资金拆借的具体规则，避免因“合规误解”引发风险。同时，对照我国《刑法》《监察法》，明确跨境履职中的刑事红线，形成“双重合规清单”。
2.人员选聘与培训：将“刑事合规意识”作为外派人员选聘的核心标准，重点审查其过往履职中的合规记录，对曾涉及商业纠纷的人员可考虑实行“一票否决”制度。岗前培训需涵盖三方面内容：东道国刑事法律实务（如印尼“酬金”的举证责任分配）、我国跨境犯罪的追责标准（如贪污、受贿的立案数额与量刑梯度）、典型案例警示教育（如“长臂管辖”调查应对）。定期开展“情景模拟”训练，针对“供应商行贿暗示”“当地官员索贿”等场景，进行合规应对培训。
3.第三方合作方管控：建立“跨境合作方合规尽调”机制，对供应商、代理商、咨询公司等实施分级审查。高风险合作方（如涉及政府项目投标的代理商）需提交无犯罪记录证明、财务审计报告，签署《廉洁合作协议》，明确“若合作方存在贿赂行为，企业有权终止合同并追责”。定期开展穿透式核查，通过调取交易凭证、约谈关键联系人等方式，排查“以第三方为媒介的利益输送”。
（二）事中控制：关键环节的合规把控
1.资金流转合规：严格执行“资金集中管理”制度，境外子公司的大额资金支出需经国内总部“双重审批”，审批材料留存至少10年。对境外费用报销，实行“实质审核”标准——如招待费需附明细清单（含参与人员、事由、金额），差旅费用需匹配行程单与合规票据，杜绝“虚假报销”“超额报销”。涉及美元、欧元等国际结算时，完整留存付款凭证、银行流水，确保资金流向可追溯，防范“长臂管辖”调查。
2.权力运行监督：对境外项目负责人、财务总监等关键岗位，实行“三重制约”机制：一是权限拆分，将“招标决策”与“合同签订”“资金支付”等权限分配给不同人员，避免“一人独权”；二是定期轮岗，关键岗位任职期限不超过3年，轮岗时开展“离任审计”，重点核查资金使用、合作方选择等环节的合规性；三是远程监控，通过ERP系统实时跟踪境外子公司的财务数据、合同签订等情况，对“异常交易”（如突然增加的咨询费支出）自动预警。
3.合规事件应对：建立“跨境合规预警机制”，对“当地官员索贿”“合作方暗示行贿”等情况，要求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向国内合规部门报告，不得擅自处置。应对索贿时，可采取“书面记录+录音”固定证据，必要时向当地反腐败机构举报；对合作方的行贿暗示，需立即终止合作并留存相关证据。同时，严格执行“重大事项报告”制度，境外发生涉案金额超过50万元的纠纷、被监管机构调查等情况，可考虑24小时内上报国资委与监察机关。
（三）事后补救：风险处置与责任减免
1.内部调查规范：发现疑似刑事违规线索后，由合规部门牵头开展内部调查，必要时聘请境外独立第三方机构参与，确保调查程序符合东道国法律。调查需聚焦三方面：违规行为的具体事实（如贿赂的金额、时间、参与人）、证据固定（如聊天记录、转账凭证、证人证言）、责任认定（区分“个人行为”与“单位行为”）。调查过程中需保护被调查人的合法权益，避免采取“变相拘禁”“胁迫取证”等非法手段，防止调查行为本身引发法律风险。
2.跨境协同应对：若被东道国监管机构调查，立即启动“中外律师协同机制”，由当地律师对接调查程序，我国律师提供法律策略支持。配合调查时，需在律师指导下提交材料，避免因“表述不当”自认违规——如在FCPA调查中，不得随意承认“支付为不当利益”，需结合商业背景说明合理性。若我国监察机关开展跨境调查，需主动配合，如实说明情况，同时提供东道国法律的相关依据，争取“合规考量”。
3.责任减免争取：对已构成刑事违规的行为，通过“合规整改”争取责任减免。企业层面，需立即终止违规行为、追缴非法所得、完善内控机制，并向监管机关提交《合规整改报告》；个人层面，若工作人员存在“主动报告违规线索”“配合调查”“挽回损失”等情节，可依据我国《刑法》相关规定，争取从轻或减轻处罚。对因“合规制度缺陷”导致的违规，可主张“企业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”，降低负责人的刑事责任。
3 刑事风险应急处置的实务策略
（一）被东道国刑事调查的应对
1.第一时间启动预案：立即通知国内总部合规部门与中外律师团队，明确“谁牵头对接调查”“谁负责证据梳理”“谁统筹内部协调”，避免应对混乱。被讯问时，秉持“合法沉默+依法陈述”原则——对涉及刑事指控的问题，可表示“需在律师到场后答复”；对基本履职情况，如实陈述但不扩大范围，避免“言多有失”。
2.证据固定与抗辩：在律师指导下，收集“合规履职证据”，如《合规培训记录》《审批流程单》《廉洁合作协议》等，证明“已遵守企业合规制度”。针对东道国法律的抗辩要点，如在印尼被指控收受“酬金”，若金额未超一千万印尼盾，可主张“公诉人未举证证明为贿赂所得”；若已超该数额，可提交“酬金为正常商业往来”的证据（如合同、发票）。
3.跨境协调与救济：通过我国驻当地使领馆了解调查进展，必要时请求协助沟通。对不当的强制措施（如非法扣押资产），在律师协助下提起复议或诉讼，维护合法权益。若调查可能导致“双重处罚”，由国内合规部门协调监察机关，说明“东道国已处罚”的情况，争取酌情从轻处理。
（二）被我国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对
1.主动配合调查：接到监察机关或司法机关通知后，及时到案接受调查，如实供述履职情况，不得隐瞒或伪造证据。对记忆模糊的细节，可表示“需查阅工作记录后补充说明”，避免虚假陈述。主动提交《合规履职材料》，如审批文件、工作邮件、合规培训证明，证明“已尽到注意义务”。
2.辩护策略构建：从“主观无故意”“客观合规”“情节显著轻微”等角度构建辩护思路。若被指控贿赂罪，可举证“行为符合东道国商业礼仪”“未谋取不正当利益”；若被指控贪污罪，可主张“资金用于企业经营，未归个人所有”；若因第三方原因导致违规，可提交“已尽到监管义务”的证据，争取责任切割。同时，强调“合规整改成效”，如企业已完善内控机制、挽回国有资产损失等，作为从轻处罚的依据。
3.企业支持与善后：企业需履行“合规保障义务”，为涉案人员提供必要的法律协助，如推荐专业刑辩律师、提供履职期间的合规材料。案件办结后，对“因合规制度缺陷”涉案的人员，可给予适当安置；对“故意违规”的人员，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追究赔偿责任，同时开展全员警示教育，堵塞合规漏洞。
结 语
国企人员跨境履职的刑事合规，本质是在“双重法律规制”下实现“风险可控”与“业务发展”的平衡。合规不是“业务阻碍”，而是“跨境安全网”——通过事前的法律适配、事中的流程把控、事后的风险处置，既能防范刑事追责风险，又能提升企业国际信誉。当前，全球反腐败监管日趋严格，国有企业需将刑事合规融入跨境履职的每一个环节，让“合规经营”成为“走出去”的核心竞争力，真正实现国有资产在海外的安全增值。
（作者：赵力姣 汤伟佳）
